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导致T恤衫、牛仔裤等产品的制造业务离开中国，但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能够通过高端业务抵消这部分损失。

     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导致T恤衫、牛仔裤等产品的制造业务离开中国，但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能够通过高端业务抵消这部分损失。

       旧金山和奥克兰的海湾大桥(Bay Bridge)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这座大桥的艺术灯光秀已经有两年历史。每天晚上开启灯光秀的开关后，电流就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电力设施。这些电力设施由距离上海不远的英飞特电子(Inventronics Inc.)生产。

      英飞特电子六年前由华桂潮创办，如今已经拥有1,000名员工。去年，该公司生产了300万个高效率发光二极管的电源设备。英飞特电子预计今年的产量将翻一番，其中超过一半将用于出口。

     英飞特电子是中国向生产更高端产品转型的一个例证。这些高端产品正在为中国的出口增长提供动力。根据《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欧盟和美国贸易数据的分析，中国一直在增加多种行业的出口，包括电脑、汽车配件、高科技照明和光导手术器械等。

     汇丰控股(HSBC)的经济学家估计，去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占据的份额上升到了11%，相比之下，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比例为9%，2000年为5%左右。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出口额增长了8%，而在此期间，全球贸易仅增长了1.6%。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 PLC)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说，2008年以来，中国电子和通讯设备生产等更高价值产业的就业人数大幅增长，如今已经超过了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造行业的就业人数。

     高科技产品的价值更高，而且与服装市场相比规模更大。过去两年，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和光学设备的出口额增长了24%，达到1,290亿美元，而服装和鞋类的出口额仅增长了5%，为470亿美元。根据美国政府的一份分析报告，这导致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200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3,150亿美元。

     由于一部分“中国制造”的产品使用的零件和设计来自其他国家，这些贸易数据并不精确。例如，英飞特电子的LED驱动器的芯片来自美国。

    不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OECD)的数据，中国的出口产品正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生产的材料。根据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2009年，中国出口价值的28%来自外国生产商。2005年的这一数字是36%。

   8岁的华桂潮曾求学美国，并在美国待了10年，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一家电子元件公司。华桂潮1999年回国，2007年辞职创办了英飞特电子。

     他将公司总部设在距离上海约180公里的杭州，这里有大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工厂离供应商也近。这有助于英飞特电子快速开发新产品并调整产品以适应客户的具体要求。

      华桂潮说，这是将公司设在中国国内的重要优势之一。

     熟练工人、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如织的供应商已成为制造商考虑的重要因素，工资上涨或币值走强都无法在短期内将这些因素“扼杀”。货币升值会让出口商品在海外的成本竞争力减弱。中国的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意味着，如果成本上涨使出口不那么有利可图，生产商还可在中国本土市场上售出更多产品。

     高路易说，中国从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中获益。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已下令要让最低工资呈两位数增长，跟随中国工资上涨的脚步。

   Talaris生产的是银行使用的钞票分拣机，去年将生产线从瑞典迁至中国，生产高峰期会雇佣1,000名工人。这家总部位于英国汉普郡(Hampshire)的公司说，生产线搬迁让每台机器的生产成本减少了逾25%，产品质量也有所提升。该公司的钞票分拣机和取款机每分钟可扫描数千张钞票，同时还能验明真伪，记录序列号。

      Talaris的首席执行长亚当斯(Paul Adams)说，我们考虑的重点是供应商，它们现在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亚当斯说，公司曾考虑把工厂放在台湾、韩国或东南亚，但中国的零备件供应商已形成规模，这是个优势，供应商之间会展开竞争，压低价格。

      Talaris一台钞票分拣机的价值大约90%都在中国国内生产，约占该机器成本10%的科技含量很高的传感器则在日本生产。不过，二极管、电容器、钢材和塑料零件等在中国南方科技之城深圳生产，然后这些零部件可以快速运到约1,500公里开外的上海，Talaris的组装和研发设施位于那里。

     亚当斯说，劳动力因素在决策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据他估计，零部件占每台机器成本为80%，余下的是劳动力和杂项开支。

      外商抱怨说，北京通过补贴、低息贷款以及让人民币升值速度慢于应由市场力量决定的速度，从而令本土企业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

     一些人说，随着中国夺取全球贸易份额的增加，其争夺地盘的速度已不像原来那么快。在华企业的业绩增长在放缓，意味着未来用于投资的资金会减少。

     朗伯德街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乔伊列娃(Diana Choyleva)说，在中国大手笔浪费国内储蓄的能力用尽之后，人们对于中国的庞大就不会那么印象深刻了。